新京报4月18日发布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香港跨境学童、双非儿童生活的困境。文中人物表示,“双非儿童在两种文化背景下成长和生活,有些问题处理不好,两地的误解会体现在他们身上,会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

卧室里,她的父亲仇伟正在给妻子伊秋红打电话,有两句传到了客厅,“那么多双非孩子,别人怎么过的,非要这样吗?”

仇伟说,随着香香慢慢长大,他和伊秋红的争吵越来越厉害,“她怪我当初做主在香港生下香香,说我有本事生没本事养。”

在内地和香港,人们把香香这类出生在香港,拥有香港永久居住权,但父母都是非港籍身份的儿童叫做“双非”儿童。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内地的双非儿童累积人数超过20万人。随着他们的成长,到2016年,适龄入学儿童人数进入高峰期。

有专家称,双非儿童的成长、教育问题,已经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处理不好,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仇伟、伊秋红以及仇伟从安徽老家赶过来的父母,一起讨论小女儿香香的读书问题。

香香现在深圳市罗湖区一所私立幼儿园读大班,一年前,她一直在香港沙田一所幼儿园就读。

几个月后,香香幼儿园阶段结束,因为她的港籍身份,是到香港读小学还是在内地上学,成了难题。

根据深圳教育局相关规定,港籍儿童不在义务教育之列,他们或者去香港读书,在深圳的话,只能选择香港子弟学校或者民办学校的港籍班就读。

仇伟和伊秋红面临一个“艰难选择”:香港子弟学校和民办学校的港籍班每学期收费最少的也在6000元以上,但在深圳接送香香上学方便;香港的小学每学期只要1000多元,但接送孩子要花半天时间,伊秋红要辞职专门接送孩子,家里要少很多收入。

伊秋红对媒体算了自家的帐:每个月要交5000块钱房贷,大女儿萌萌学费、家里的生活支出每个月要3000元,加起来要8000元,而现在,仇伟的陶瓷店一直处于亏损,整个家庭基本靠她的8000元工资生活。

在那次家庭会议上,仇伟的母亲说的一句话惹怒了伊秋红,“香香又不是男孩,非要去香港读书,有啥用?”

“我父母离开后,她就开始和我闹,说生二胎是我父母的主意,说我的父母不但不负责任,还怪她没生男孩。”仇伟说,“他们是朴实的农民,不知道我们面临的事儿。”

那天,伊秋红回了娘家,她给仇伟扔下一句话:“你们家的主意,你们家的人,你负责吧。”

仇伟对媒体表示:“自从决定在香港生下香香,我很努力,但就是不能维持好这个家。”

2010年,他们在罗湖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并取得深圳户口。他们也把大女儿接到了深圳。

“那时计划生育很紧,居委会隔三差五来敲门,催着交罚款。”按照深圳的计划生育政策,仇伟要交纳超过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中介向仇伟介绍,在香港出生的孩子,不用缴纳内地的社会抚养费,一生还可以享受超过800万元的福利:比如150多个国家地区的护照免签,读幼儿园几乎是免费……

“当时,我们生意不错,经济条件好,并没有觉得这是多大的负担。”伊秋红对媒体表示,“在香港生育期间,享受到了香港的服务,甚至觉得挺值得。”

据香港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一项统计显示,2011年一年,在成功香港分娩的内地孕妇41846人,其中丈夫同样是内地人的双非婴儿有35736名。

庄丰源1997年9月出生,因他的父母都是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内地居民(“双非父母”),按当时的香港《入境条例》,庄丰源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属非法留港,并将被遣返。

庄丰源家人为此提起诉讼,香港终审法院于2001年裁决认定庄丰源在香港出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洪希伯表示,当年时,全国人大曾建议香港方面不要作出如此判决,因为这样的判决对香港未来的管理较为不利,然而香港方面政客叫嚣着迁徙自由、香港是民主社会与内地不同、内地干涉港人治港等大口号拒绝接受这一富有远见建议,此后全国人大几乎不再干预香港政界的荒腔走板,“双非问题”可以说是香港自食其果。

庄丰源案确立父母双方皆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内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从此,越来越多来自内地的孕妇赴香港产子。

直到2012年,香港医院管理局决定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妇在该年及次年的预约分娩。大陆居民到港生育被禁止。

而11年间,在香港成功生育的内地孕妇数量累计为291522人。其中“双非”儿童为202314人。

香香3岁的时候,伊秋红和仇伟去香港叩门。所谓叩门,就是去寻找合适自己的学校。

“早上七八点,下午五六点,是孩子们上学放学的高峰期,深圳通往香港的各大关口,黑压压的全是小孩子。”仇伟说。

据深圳跨境学童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跨境学童总数达到24990位,其中幼稚园10364名,小学11774名,中学2852名。

跨境儿童通过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罗湖口岸、文锦渡口岸、沙头角口岸、皇岗口岸进入香港,其中最多的一个口岸为福田口岸,每天通过的学童达到9021人。

伊秋红说:“每天看着香香和小朋友们排着队,背着一个小书包,像小鸭子一样欢乐地进出关口,心里还是比较喜悦的。”

为了接送香香上下学,伊秋红辞掉了工作,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给两个女儿做好早饭,八点送大女儿萌萌上学,九点从大女儿的学校赶到家里,开始收拾打扮小女儿,再准备午饭,十二点出门,送小女儿到文锦渡口岸,过关到对面的香港去幼稚园赶下午一点二十开始的下午班。

“我一般把香香送出关就不再回家了,一直到下午四点半香香放学,我都呆在口岸附近等她,因为中间两三个小时不够来回折腾的。”伊秋红接完香香以后,又带着香香赶去大女儿的学校接萌萌放学。

伊秋红说,“那时候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因为她明显看到香香的“成长”。

“懂礼貌,说话细声慢语,会体谅人。”伊秋红说,“你给她盛一碗粥,她都会说一声,‘谢谢妈妈’,让你心里甜甜的。”

仇伟对香香幼稚园的教育方式很满意,“老师说话声音很轻,给孩子扣纽扣都是跪着。学校留的作业也很特殊,比如鼓励孩子每天自己刷牙,完成后就让家长在一个纸板上贴一朵花,贴满后,孩子拿着纸板交给老师,可以得到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描述香港富有温情的高质量教育,在外媒所谓“雨伞革命”参与学生身上的效果就让人迷惑。

改变发生在六个月以后,仇伟因为与朋友合伙开一家新的店铺,投资失败,亏损了八十多万。

“那次,家里的积蓄掏空了,还欠了三十多万。”仇伟懊恼地说,“考虑到香香的情况,我应该每一步都很小心的。”

为了补贴家用,伊秋红同孩子一起过关,到香港以后,孩子上学,她就逛商场,做起了代购。“我就是人们说的水客。”

有一次,伊秋红右手拉着箱子,左手拉着孩子在路上走,几个香港年轻人对着自己喊口号。香香吓哭了。

“ 那次之后,我就和丈夫商量,让孩子回来读书。” 伊秋红说,她也重新回到一家私营公司上班。

对于伊秋红这个决定,仇伟很不满意,“当时在那里生下孩子,就是为了让孩子接受那边的教育,现在回来,我们以前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香港很好,但那是有钱人呆的地方,没钱,你还想往那里挤,注定会过得紧绷绷的。”伊秋红说。

两个月前,仇伟电话咨询罗湖教育局,得到的是,港籍儿童不在义务教育之列。如果香香在深圳上学的话,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深圳的港人子弟学校,二是去办有港籍班的民办学校。

在深圳市教育局官方网站上,多名家长咨询孩子就学问题,教育局几乎给出了一样的:港澳籍人士子女原则上到港人子弟学校(国有民办)或其它国有民办学校申请学位。

2013年11月,深圳市教育局与香港教育局签订《深圳学校开设“港籍学生班”合作协议》。协议同意深圳港人子弟学校和已开设“港人子弟班”的学校把收生范围扩展至双非儿童;收生范围扩展后,在以上两类学校就读、符合资格的港籍小六毕业生,可继续依照现有程序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获派香港中学学位。

据媒体了解,一些学校的收费标准:罗湖港人子弟学校每学期各种费用要7000元左右。南开学校港籍班国际班每学期收费19200元,普通班为每学期6000元。

“即便是读了港人子弟学校和港人子弟班,也不能升深圳的中学,不能参加内地高考。”仇伟说,“最终还要回到香港读书。”

最终,伊秋红和仇伟商量,让孩子回香港读书,第一可以减轻学费负担,第二可以让孩子未来更好地适应香港教育。

“微信群有三十几位家长,整天滴滴不停,都是在埋怨,埋怨孩子上学问题解决不了,埋怨送孩子上学太累,埋怨丈夫或妻子当初的选择,埋怨政府……”

媒体记者加入这个家长群,半小时内,上百条信息涌出来,其中一个叫大熊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前天又离家出走了。”

大熊接近四十岁,膀大腰圆,呼吸的声音距离一米都能听得到,但聊到自己的孩子,他低下头说:“有钱生,没钱养。”

因为没有条件让五岁的儿子勋勋继续在香港读书,大熊把勋勋送到了深圳读幼儿园。而勋勋却一直闹着要回去。前天,勋勋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发生矛盾,回家后再次要求回港读书。

下午两点多,大熊发现勋勋不见了,“幸亏一个到文锦渡口岸接孩子的朋友看到了他。”

陈昳茹从2010年开始“双非”儿童,一些家长都向她求助,这些双非家庭谈论最激烈的是孩子读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读深圳公立学校?我们也是给深圳纳了税的!”

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调查显示,居住在深圳的跨境家庭“超过四成受访家庭在2013年就因感情或子女管教问题产生冲突,曾经跟亲友谈论离婚者占近四分之一。”

邱方在香港与别人合租房子,以方便孩子上学,一个单间,不到三十平米,每月7000元人民币。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洪希伯表示,香港租房价格一向如此,但是不仅价格高昂,以英制单位计算的面积又有诸多猫腻,与标称同等面积的内地住房完全不可相比,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逼仄感令人抓狂”。

“就算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的土豪,为了孩子读书,每年花费十几万租房,压力还是很大的”,邱方说。

向辉托关系给孩子办了一个深圳户口,他的孩子现在是香港人,也是深圳人,可以在深圳读公立学校。“但代价很大,花了几十万。”

王西永则把孩子送到了东莞,那里的一些民办学校接受港籍学生,可以从小学读到高中。但他也在烦恼,“高中毕业不能参加内地高考,他回香港去高考,能适应吗?”

“我接触的家长中,除非是经济条件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会想到回来,大部分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在香港读书,以后在香港生活工作。”邱方对媒体说,“但是,他们回来,也同样面临困难。回不来,也回不去。”

香香离开香港的幼儿园以后,仇伟托关系把她送到罗湖一家私立幼儿园读书。他发现,孩子总是闷闷不乐。

有一次,老师给香香讲话的时候没有蹲下来,香香就问老师:“老师你不喜欢我吗?”

一次,她的孩子齐齐和深圳的另外一个小朋友一起玩石头剪子布,两个孩子玩的兴奋,大声叫起来。这时候,几个香港的小朋友就围过来,让齐齐闭嘴。

齐齐不服气,就对着香港几个小朋友更大声地叫。正好一个香港小朋友的母亲在场,就走过去拉开几个香港的小朋友说,“你们不要和他们玩。”

跨境学童服务中心负责人王艳冰告诉媒体:“大部分来自深圳的孩子,虽然在香港读书,但上完课就回到了深圳,他们对香港的生活习惯并不了解,在学校和小朋友交往,还会用在家里的习惯生活,免不了会产生一些误会和不适应。”

她说,双非儿童在两种文化背景下成长和生活,有些问题处理不好,两地的误解会体现在他们身上,会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

王西永则认为,孩子要避免身份认同的尴尬,最好在一种文化环境下长大。有些家长现在表面上是在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是在担心孩子以后如何在两种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生存。

而这两三年,刘阳经常听到有深圳人在谈论双非儿童读书问题的时候说,“他们是香港人,不该享受深圳的福利。”

陈昳茹认为,双非儿童的问题正在加深身份认同问题,特别是孩子教育问题在家庭和社会引发的负面情绪,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一些慈善组织在为帮助双非儿童做着努力。2010年,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及深圳市罗湖区妇女委员会合作成立了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香港服务社内地服务发展总监王艳冰担任负责人。

“中心的20名员工全部是来自香港的社工。”王艳冰说,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深圳跨境学童和其家庭学习英语、粤语、繁体字,帮助他们了解香港社会,目的是让他们更好地融入香港社会。

王艳冰对媒体说:“我们目的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我们都没有放弃他们,他们是天使,不是夹心饼干。”

陈昳茹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现在,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面对,让他们感受到,不管是香港还是深圳,都在拥抱他们。”

她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不再为教育这样根本的问题困扰。

今年深圳两会,陈昳茹提交了一份关于将港澳籍学童纳入公办学校教育的议案。她告诉新京报记者,深圳市教育局已经给她,说议案已经在研究中。